伟大的思想家管仲

——浅议管子思想

管仲是我国历史上一代名相。他相齐四十年，顺应历史潮流，“与俗同好恶”，推行了“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推动了社会前进。同时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救燕、扶魏、安邢、和鲁，北伐山戎，东征夷秋，南挫荆楚、中定周室，九和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国语·齐语》）。齐桓公几乎代替了周王室的地位，向各国诸侯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诸侯莫不执行，连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周天子也不敢稍持异议，真可谓事功显赫，永彪青史。

管仲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可贵的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通览《管子》全书，细研《管子》各篇之精华，可见他的思想经天纬地，包罗古今，涵盖万象，杂揉百家，云蒸霞蔚，博大精深，古代任何一位思想家均不可与之并驱，与之比美。其著作《管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道学、儒学、文学、史学、数学、心理学、民俗学、社会学、天文学、地理学、教育学、考古学、生态学、管理学、农学、医学……各个领域，几乎每一个学科均论述精辟，符合科学，令人信服，发人深省。甚至有些学科的论述，时至今天仍然熠熠闪光，可供社会主义现代化采用，指导生产，指导工作。这就充分显示了《管子》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重要地位。

《管子》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政治风云复杂多变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中总结出来的。他的思想上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姜尚名君贤相治国安邦思想之精华，下开儒、墨、道、法、阴阳、五行、诸子百家思想之先河。他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鼻祖，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可以说，管子之前的思想文化管子承之，管子之后的思想文化管子开之，如无管子承前启后，中国思想文化未必象今天如此辉煌壮观，灿烂多姿。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斯言信哉。

管子思想在春秋战国乃至秦汉（初期）时期，备受诸子百家、君主将相的青睐，他们无不学习管子思想，吸取管子思想为自己著书立说、创立学派、改革弊政、安邦定国服务。诸如道学家老子的“天道自然”、“欲取先与”、“祸福转化”思想；儒家孔子的“为政以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教无类”思想；兵家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交胜于攻取”思想；墨家墨翟的“尚贤”、“节用”、“兼爱”思想；儒家荀卿的“隆礼重法”、“人定胜天”思想；儒家孟轲的“民贵君轻”、“省刑罚，薄税敛”思想；法家韩非的“刑恶不必大臣，赏善不疑匹夫”、“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思想，均有管子思想印记。再如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军功、耕织”、“推行县制”；赵烈侯任用公孙连改革，“选连举贤，任官使能”；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推行集权之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推行“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推行“裁减冗员”、“奖励军功”等等这些改革变法的进步思想与政策都受管子思想影响，皆系管子思想一个支流。故《韩非子·五蠹》篇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官商之法者家有之”。这既说明管子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之广，已达到家喻户晓程度；又说明管子思想被人们重视超过其各学派思想，更证实了管子思想符合当时时代的要求。之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秦始皇、李斯“以法治国”、“以吏为师”；汉初高帝、文、景帝的“重农桑，轻徭赋”，农业税由“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政策；贾谊、晁错的“贵粟宽商”思想，乃至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政策，亦皆受管子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管子思想是诸子百家思想之先驱，是中国思想文化之基石。

管子思想如此鸿烈、伟大，为什么西汉武帝之后很少有人研究它，重视它，几乎进入了“冷宫”了呢？其原因是汉武帝为了实现他的大一统思想和加强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无使并进”。从此，以孔子之道为正宗的儒家思想学说成了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继之其后千余年历代君主帝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皆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拔擢精通孔孟之道的人才，以儒家思想统治人民，治理国家，而管子思想几乎无人问津了。孔子之所以在汉代以后被捧为“圣人”、“大成至圣光师”、“万世师表”，都是历代帝王或尊孔者自身的需要，自身的利益。同是一个孔子，汉代的孔圣人不同于宋代的孔圣人，在汉代孔子是一个形体怪异、未卜先知的通天教主。到了宋代孔子则变成修身养性、道貌岸然的纲常礼教的化身。到了清末、明初改良派搞维新运动，孔子成了托古改制的鼻祖。洋务派办洋务，孔子变成了目光投向“四夷”的人物。他们都先后利用孔子、孔子的思想作为他们的“敲门砖”于是孔子变成了“摩登圣人”。

当然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这是事实，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但如果将孔、管思想进行对比一下，则觉得孔子思想要稍逊一筹。我并不是主张抑孔扬管，为了探讨管子思想而去无端的批评孔子思想。故意贬低孔子，抬高管子。而是想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最大的“至圣先师”孔子思想拿来并简要列举实例，略加与管子思想比较即可见管孔之高下。其他诸子思想无需比较，也知其未有管子思想伟大。

一、管子的思想是进步的，超前的，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恋旧的。

管子与孔子同是春秋时期人。管子是春秋前期人，孔子是春秋后期人。管孔皆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时期。当时，封建社会的幼芽已在奴隶制的母胎中孕育，奴隶主贵族的残酷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奴隶的反抗、起义不断发生；新兴势力和旧势力不断斗争；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管仲就在这种社会大动荡的历史环境中登上政治舞台。他在执政期间，极力主张“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衰，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摇坠，我存安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管子·牧民》）。这里的“俗”， 就是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这里的“民”，指新兴封建势力，士农工商广大庶民。管子变革把握了时代精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因而“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史记·管晏列传》）。大家都知道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一切土地都归最高的奴隶主国王所有。即《诗经》上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各级奴隶主贵族占有的土地，是从上级奴隶主那里受封得来的。这种土地不准买卖，叫作“公田”。到了春秋时，有的奴隶主贵族强迫奴隶在“公田”之外开垦大量的土地，叫作“私田”。随着时间推移，“私田”日益增多，“公田”相对减少，针对这种情况，管仲大胆的在齐国首先实行“按田而税”和“相地衰征”政策，即不分“公田”、“私田”统统按土地多少、好坏征收赋税，实际上变相肯定了“私田”的合法存在。肯定“私田”，就是承认萌芽状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因素的土地制度，这是中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一大改革，是历史上一大进步。众所周知，奴隶社会恶政权形式是通过“分封制”，实行各地奴隶主贵族“分而治之”的世袭统治，一个封地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这是造成诸侯割据混乱局面的根源。管仲看准了这种“分封制”、“世袭制”是导致分裂动乱的根源，同时使社会下层人才不能脱颖而出，发挥作用，影响社会的统一、进步、发展。于是又大胆地在齐国推行“三其国而五其鄙”、“定四民之居”和“举贤任能”的政策。他因地制宜，设置各级地方行政组织，管理城乡居民。他把城市居民划分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士乡十五）,把农村居民划分五属，属下设县、乡、卒、邑、地方行政机构，同时对各级官吏的选拔极为慎重严格，每年由地方推荐，中央派官考核审察，最后由国君审定录用。实行这种方法，“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连“饭牛而歌”的宁戚也被举为客卿加以重用。管仲实施这些政策既打破了腐朽的“分封制”、“世袭制”，奠定了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的基础，又改变了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的用人路线这又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由此可见，管子思想是进步的，超前的。而孔子在春秋时期，难道当时王纲坠落，诸侯坐大，礼崩乐坏，变法改革，这些社会进步现象，非常恐惧、忧虑，认为是“天下无道”。提出“克己复礼”的理论。所谓“克己”即是努力克制自己的非分的私欲，所谓“复礼”即恢复西周奴隶主的一套礼乐制度。孔子面对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提出要“正名”，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极力想恢复西周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礼乐制”，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社会制度，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孔子思想是保守的，恋旧的。

二、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不主张“依法治国”，管子主张“德法兼用”。

管子既主张“以德治国”，又主张“依法治国”，而孔子只主张“依德治国”，不主张“以法治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供之，”《论语·为政》。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把德治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的治国之道，用道德教化民众是万能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依法治国犹如扬汤止沸，不解决根本问题。“以德治国”才是去火抽薪。历史证明他的观点是片面的，也是错误的。而管子治国则“德法兼用”。先以德教化之，后以法威慑之。他说“礼义廉耻过之四维，四维不张过乃灭亡，”（《管子·牧民》）。在四农工商四民居住区设学官学府，分别进行道德教育与职业教育，提高民众的素质。在民众明礼仪、知廉耻的基础上，再施以切实可行的法律。《管子·版法解二》指出：“治国有三器，非号令无以使下，非斧钺无以畏众，非禄赏无以劝民”。意思是治国有三个法宝，一是号令，二是刑法，三是禄赏。君主的执法意志牢固而不可动摇。《管子·版法解一》指出“凡国无法，则民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庶民莫不恶法而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法以致之”。他强调治国安邦以法律为准则。历史证明，德治与法治并用是治国的根本，缺一而国家必乱。总括管子的法治思想有五：（1）奖励农耕，崇尚军功，以求富国强兵。（2）因时变法，整顿法令，设立于官府，布之于百姓。（3）厚赏重刑，执法严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4）君主谨守主道，用刑名之术考核君臣，操持赏法两柄。（5）君主独占权势之位，高度集权，君临万民。这是管子法治思想之精华。管仲要求各级执法者要从实际出发，偱物之性，顺物之情，不主观妄为，去除私欲，树立一个公正无私的法律准则。

三、孔子轻视农业、轻视劳动人民，管子重视农业生产，热爱劳动人民。

孔子的弟子樊迟请学稼，孔子说：“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孔子说：“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孔子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而易见，孔子轻农业，轻经济，轻视劳动人民。而管子则以农为本，以民为本，一发展经济为本。管子说：“治国之道，首在富民，民富则益治，民贫则难治”。“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牧民》）。管子治国始终把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放在显要突出的位置上。重农主义思想在当时齐国风行一时。因此齐国很快富起来。

四、孔子不懂军事，管子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孔子的弟子子路问：“子行三军则谁欤”?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论语·述而》）。这里孔子没有告诉子路如何统帅三军打仗，更没有谈及统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只是批评子路好勇，只知暴虎冯河死而无怨。我认为，在战争当中既需要用智慧策略，也需要暴虎冯河冲锋陷阵，勇往直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英雄。而管子是军事专家，他九次大会诸侯也有也有多次用兵车之力以威慑之。他的“作内政而寄军令”，把居民的行政组织与军队的编织结合起来，成为兵民合一的体制。全国组三军，每军秋冬二季进行军事训练，军队以“伍”为单位，“伍”中五名士兵家家相连，世代同居，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可以生死与共，祸福同当。“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管子·小匡》。驰骋天下，所向披靡。如管仲北伐山戎，东征夷狄等战争体现了管仲的军事思想才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除看出：管仲是我国古代一位无以伦比的伟大思想家，就连“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孔子思想也少逊一筹。因此，可以说，管子思想是儒墨道法诸子百家思想之先驱，是历代改革家，变法家进步思想之奠基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思想的进步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汉武帝如果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变为“罢黜百家独尊管术”，历代封建王朝将“尊孔”变为“尊管”，则中国封建社会不致延长2000余年，中国思想文化史要比现在更加灿烂辉煌。中国的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将遥遥领世界之先。

马怀慈

该文刊登在《慎城春秋》书中。